最近看到一组数据，让我有点诧异，
2015—2025年，上海最低薪资标准从2020元涨到了2690元，涨幅33.2%；
但是人均GDP却从10.31万涨到了18.50万，涨幅高达79.4%，人均GDP增速远高于最低工资标准增速，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我们先看另一组数据，2024年城镇非私营单位人均薪资为12.4万元，相比2014年的5.6万增长121%。
而2024年城镇私人单位人均薪资为6.9万元，相比2014年的3.6万同比增长91%。
这里反映出一个现象，就是过去十年人均薪资和GDP大幅增长，但是最低工资水平却基本没涨。
要知道“最低薪资占人均GDP的比值”，其实就是在间接反映某个地区社会的贫富差距；
如果最低薪资占人均GDP比值不断提高，说明社会贫富分化差距在缩小，而数值越低，说明社会贫富差距分化在扩大，
比如大部分网约车司机、外卖员、厂工、餐厅服务员、行政前台等，他们长期拿的都是最低时薪的标准，这些年他们的收入却停滞不涨，和GDP严重脱节，
这个“最低薪资/人均GDP”，后续我们就统一称它为“社会收入平等系数”，
上海的社会收入平等系数，从2015年的24.2%一直降到了现在17.4%；
虽然上海的最低薪资也有微弱增长，但因为跑不赢平均水平的增长，导致底层购买力也在减弱。
举个例子，
静安区平均房价从2015年的4.5万/平涨到现在7.6万/平，中间甚至达到过8.9万/平，涨幅在68%-97%左右，房租也差不多是这个水平，
上海万科，常青藤等双语幼儿园，十年里学费从6-7万/年增长到了12-15万，涨幅在70%-150%左右，
但这10年里，上海最低薪资涨幅仅有33.2%。
即使最低工资名义上增长了，但买不起的东西更加买不起了，阶层更加固化，
当然这个现象并不只发生在上海，其他一线城市也是一样。
深圳最近十年，最低薪资标准从2030元到2360元，只增长了330元，涨幅16.3%；
人均GDP则从13.5万元增长到20.5万元，涨幅51.9%；
深圳社会收入平等系数从18.0%下降到了13.8%，
北京则更夸张，最低薪资标准从1720元到2420元，涨幅40.7%，
人均GDP从10.6万增长到了22.8万，增长率为115.09%，社会收入平等系数从19.5%降到了12.7%，
单从人均GDP来说，北京是三个城市里增长最快的，但是最低薪资与人均GDP的比值却是最小的 ，也说明分配不均的现象北京是最严重的。
我们再来看看海外，首先是近邻日本，日本是世界第三经济体，东京更是亚洲最大的城市群。
2015-2024年，东京的人均GDP增长很缓慢，仅从637万日元增长到了728万日元，幅度14.28%；
但是最低薪资标准方面却从14.5万日元增长到了18.6万日元，涨幅28.28%，
东京社会收入平等系数从27.32%上升到了30.65%，社会收入平等系数是北京的2.4倍，
这说明在分配制度上，东京将更多的蛋糕分给了底层劳动者，使得底层人民收入的增速超过了人均GDP的增速。
再来看看美国纽约，最低薪资标准从1400美元增加到了2560美元，十年增长了82.85%；
人均GDP从7.3万美元增长到了12.2万美元，增长了67.12%；社会收入平等系数从23.0%上升到了25.2%。
要知道纽约华尔街可是资本家最集中的地方，全球的顶级富豪和资本财团都汇集在这，
但哪怕是如此，底层人民的收入增速仍然大于人均GDP增速。
而且注意了，近十年的分化加剧，还是基于本身就已经严重分化的情况下，
北京公务员平均薪资23万，是最低薪资2.9万的8倍左右，远远高于国际平均的2倍水平，
当然，有人会觉得这种计算方式有些片面，比如有人会说，北京、上海的最低薪资水平不到3000也太低了，不可能才那么点，和实际情况是脱节的，
但抛开不到3000的最低月薪，如果看最低时薪的话，也能相互验证，
比如上海的最低每小时时薪，2015年至今从18元/小时涨到了24元/小时，涨幅同为33.1%，与最低薪资的涨幅差不多，都低于平均GDP的增速。
..........
其实关于贫富差距的问题，我以上的统计算是一个社会观察版，细究下还是不够严谨，
但这块很早就有过相关专业的数据调研，比如国际通用的“基尼系数”，它主要用来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的贫富差距。
具体的计算方式非常复杂，简单理解就是基尼系数越接近0，意味着收入分配越趋向平等；反之越接近1，则贫富差距越大。
一般而言，
0.2-0.3是收入比较平均；
0.3-0.4是收入相对合理；
0.4-0.5是收入差距较大，
0.5以上是收入悬殊。
而关于东大的基尼系数，一直以来都争论不休，
因为2000年时，统计局宣布停止公布基尼系数，对外说法是因为很难收集到富人的收入数据，所以暂不公布。
但在2011年，西南财经大学成立了一个叫做“中国家庭金融调查”的科研项目，这个项目在全国范围内抽取了8000份样本材料，
据说当时西南财大上门访问员个个6神装，人手一个平板，现场有录音、有警察、有通关文牒、有西南财大专用APP，每户访问家庭还有当场现金奖励。
最终经过分析，得出的结果是中国的基尼系数是0.61，
要知道基尼系数超过0.4就已经是收入分配差距的“警戒线”了，而达到0.6以上，就表示收入非常悬殊，高于全球绝大多数国家，
结果这下统计局坐不住了，一下公布了过去十年的基尼系数，都在0.45-0.5之间。
但是人们并不买账，认为既然统计局特意花时间去统计了基尼系数，为什么不选择公布呢，难道是心虚？
于是统计局和西南财经大学打了5年舆论战，西南财政大学也是刚，不仅不认怂，还对这一项目进行了长期的跟踪，并且不断扩大样本数量。
2013年样本超过2.8万户，2015年超过4万户，最终在2015年得到的数据是0.62，但在2016年后就没有更新数据了。
而之后的十年里，统计局倒是一直在发布基尼系数，仍旧是在0.46和0.47之间，稳如老狗。
他们俩到底谁的数据更接近事实我不知道，但2023年8月，国家统计局又宣布开始暂停发布了全国青年人等分年龄段的城镇调查失业率。
到底是不想发布，还是不能发布了，就不做进一步讨论了。
这里只说一个假设哈，如果正如西南财大在2015年时统计的基尼系数真已达到0.62，不知道我刚分析过去十年这种现象下，基尼系数又会高到什么位置...
......
最后，说这些并不是我鼓励大家仇富，因为这是宏观环境下带来的必然现象，个人无力改变，
与其仇富，不如思考当下收入结构症结下，普通人如何进行破局，让你的劳动收入能真正追上GDP的增速。
某宏观大佬说，未来十年就是做两端的生意，瞄准富人和穷人，
意思指的是财富接下来还将会进一步分化，中产少数能向上跨阶，但大多会向下坠落，回到赤贫。
可以预料的是，在这种极端的分化情况下，对于做内需的生意，消费要么极端降级，走拼多多模式，要么极端升级，走老铺黄金的模式。
那些夹杂在中间，不上不下的企业，定位不够清晰的公司，注定是难以存活的。
此外因为种种原因下，社会的劳动力价格难以有效提升，普通人想选择高质量生存，注定依旧只能走上仕途或者瞄准少数有市场空间的行业，
但当下阶段想踏入仕途对于没有背景的人来说简直是难于登天，而私营企业则因为内需萎靡很难找到向上突破的行业平台，
故只能积极尝试外需层面，海外生意因为可以主动避开通缩内卷的困境周期，所以难度相对小很多，当然前提是尽可能绕开贸易敌对的国家，选择风险更小的，比如非洲、南美洲、东南亚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