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良田盖楼盘，
水稻逼上山。
退耕做房产，
梯田保红线。
最近，“水稻上山”的讨论愈演愈烈。
在经过长时间、持续性、大规模、高强度的宣传引导之后，越来越多质疑的声音逐渐浮出水面。
“水稻上山”是谁的主意？
这个想法来自知名农业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朱有勇。
这个想法的初衷，是为了保护粮食安全、保障国家粮仓，守住耕地红线。初衷是好的，目的也是好的，
朱院士一句话，全国多地投入大量资金开始实施，翻山越岭，退林还耕，炸山铺路，修建起了山上水稻梯田。
如火如荼，热火朝天。
随后，就有人提出了质疑：
1、山上开垦农田，会不会对生态系统造成破坏？
以前植被遍布的绿水青山，突然变成了种满粮食的黄土山，对生态环境有什么影响？会不会造成水土流失？会不会造成山体滑坡？能不能抗住自然灾害？又有什么预警和防御措施？
2、高山种植水稻，灌溉系统如何实现？大型机械如何上山？
且不说水稻是耗水作物，就拿旱稻来说，也必然需要保障基本的用水供应。新开出的梯田，不像自古以来留下来的梯田，已经有完善的灌溉系统，它没有成熟的灌溉系统，仅靠雨水解决不少需求，用水是个大问题。另外，现在农业的未来是集约化，规模化，是要依靠大型机械完成的，山上水稻如何实现大型机械化？难道还要回归小农经济时代？
3、开山垦田多出来这么多的农田，谁来种植？
这不仅仅是土地产权的问题，更是土地维护的问题。如今的农村，很多都空心化，村里只剩下留守儿童留守妇女留守老人。由于种地的收入极低，很多家庭都背井离乡外出打工，很多土地都抛荒没人种。这多出来的农田，种植成本又高，损耗又高，又没有足够的劳力去种，怎么处理是个问题。
很多南方农村地区，已经尝试过上山种旱稻，最终因为缺水、产量低等问题而作罢。如今，这些问题没有解决，却匆匆上马，不仅浪费人力财力，对于生态环境来说，也是一种不可逆的破坏。
一些地方引进水稻上山，并非为了粮食安全，而是为了打造网红经济。然而，这种模式并未独创，也并无创新，也不足以吸引游客的目光，最终结果，只能是劳民伤财。
二
二战之后，苏联国民经济百废待兴，其中农业更是苏联国民经济发展最落后的部门。
苏联国土虽然广袤，但是适合农业生产的区域却有限，只有东部平原少数地区。而这些地区还都是传统的耕作方式，主要农作物只有小麦、马铃薯和玉米三种，而且，也只有小麦播种的范围最广，遍布全国各地，产量也最高，而玉米种植则只限于乌克兰、北高加索、摩尔达维亚和格鲁吉亚等南方地区。粮食产量极低，到了50年代，才只有1913年建国初期的水平。
苏联的粮食产量不足的问题，严重制约着国家的发展。
1959年，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应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的邀请访问美国。
在访问期间，美国向赫鲁晓夫介绍了美国的玉米种植技术，并参观了美国以种植玉米而驰名的加斯特农场。
赫鲁晓夫亲眼目睹了北美洲辽阔的大平原上一望无际的玉米丰收景象，还饶有兴致的学习了有关杂交玉米种子及种植技术等知识。
赫鲁晓夫回国后，便开始大力倡导扩大玉米播种面积，便开始大刀阔斧地推行以扩种玉米为主要内容的农业改革。
赫鲁晓夫认为，“玉米这个粗壮的作物，蕴藏着发展畜牧业的巨大潜力”，“玉米对于苏联的每一个家庭来说就是牛奶和黄油”。
赫鲁晓夫的认知并没有问题，因为从当时世界粮食作物的发展走势来看，扩大玉米播种面积确实是提高粮食产量的重要途径。而且，当时苏联农业走出困境的主要路子就是发展畜牧业，玉米作为最好的青贮饲料，恰好是解决发展畜牧业面临的饲料不足问题的最佳作物。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
在赫鲁晓夫带头推行下，轰轰烈烈的大规模种植玉米的运动在苏联国境内展开了。从伏尔加河到乌拉尔山、从哈萨克斯坦到西伯利亚、从乌克兰到楚科奇半岛，都被青葱的玉米地所覆盖。整个苏联的玉米播种面积从1953年的350万公顷，迅速飙升至1962年的3700万公顷。在短短十年间，翻了10倍不止。
不仅仅如此，苏联各部门各机构，也开始迎合赫鲁晓夫的喜好，对玉米种植进行包装、研究，提供可行性和合理性的背书。苏联农业部专门创办了一份名为《玉米》的科学杂志，乌克兰建立了专门的玉米研究所，全国开展了关于玉米种植的大讨论，莫斯科的展览馆专门开辟了一个玉米展厅，农业机械制造部门也加紧设计和制造播种玉米的专门设备，甚至把列宁提出的“共产主义就是苏维埃政权加全国电气化”改成了“共产主义就是苏维埃政权加全国玉米化”，等等。
种玉米的狂热，席卷了整个国家。
苏联，成为了一个玉米的国度。
然而，赫鲁晓夫在推广玉米种植的时候，却犯了致命的错误，就是忽略了因地制宜的原则。
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
玉米也并不是在哪一块土地都适合种植的。
美国大面积种植玉米，是因为美国中部有广袤的大平原，且气候温热、水量充足，对于玉米的生产十分有利。而且，大平原地带，适合玉米的大规模种植实现大型机械化。因此，美国形成了全世界著名的“玉米生产带”。
但是，反观苏联，地域辽阔，气候差异较大，东西的气温差异大，玉米适合在东部的平原种植，并不意味着适合在中原的高山种植，适合在肥沃的乌克兰种植，但并不意味着适合在严寒的西伯利亚种植。
苏联的大部分地区都是温度较低、水量不足，这些对于种植玉米来说，是非常不适合的。而且，西伯利亚地区的农业落后，大型机械、肥料都供应不上，更是为玉米种植设置了障碍。
不顾实际大规模种植玉米的后果就是，苏联很多的玉米种植区非但没有实现先前预言的高产和稳产，大多数的玉米产区还出现减产，甚至颗粒无收。到了1963年，苏联玉米播种面积中的62%颗粒无收。
更可怕的还不是玉米策略的失误，而是大规模推广玉米，挤占了原本属于小麦等作物的种植区，导致小麦等产量下滑严重，苏联也因此爆发了严重的粮食危机。
除了不遵循客观实际这个问题，赫鲁晓夫还犯了激进主义和主观主义的错误。
为了强化对玉米种植的执行力度，赫鲁晓夫亲自上阵，对于玉米种植的宣传大张旗鼓的宣传，到处奔波、督促、检查和指导，并亲自向基层农业领导灌输他的“玉米理念”。他还利用权力去干涉地方的种植，对于那些不积极种植玉米的农业领导干部，赫鲁晓夫进行严厉的批评，甚至撤职。而对种植玉米积极的集体农庄和农业领导人，则会受到重用。这样一来，在全国掀起了一股不切实际、主观冒进、形式主义、媚上迎合的不正之风。
从水稻上山，到西伯利亚的玉米，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