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1 “一五计划”期间的工业建设与探索
1956年，新中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正进行得如火如荼。此时，鞍山钢铁公司“三大工程”相继竣工，新中国第一批国产载重卡车与喷气式歼击机的生产已经进入尾声，洛阳第一拖拉机厂等工厂也在紧锣密鼓的建设之中。
由于缺乏技术与经验，我国“一五计划”的进行极大程度上依赖于苏联援助的156项工程项目、援华专家、苏联的设备与设计图纸。为了尽快掌握工业化所必须的技术与知识，毛泽东一再强调：“要认真学习苏联的先进经验……我们要在全国范围内掀起学习苏联的高潮，来建设我们的国家。”[1]在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的援助下，新中国的工业化之路看似只需按部就班地继续下去就能顺利结束。
“一五计划”的宣传画
然而，随着“一五计划”的持续推进，越来越多的问题暴露了出来。例如对苏联专家、“苏联经验”的过度迷信与依赖，甚至提出了“技术一边倒”的口号，把技术问题上升到了政治问题。在“一五计划”期间，中科院化工冶金研究所所长叶渚沛基于科学实验提出转炉炼钢更为高效，却因为苏联专家的不同主张，而导致冶金部最终决定发展平炉炼钢。直到六十年代我国才决定不再建设平炉，都改为氧气顶吹转炉。[2]
叶渚沛（右二）与来访的苏联科学院副院长巴尔金交流学术问题
对苏联的全盘照搬，违背了在延安时期提出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因此在我国基本掌握技术知识后，以及随着苏共二十大“秘密会议”导致的苏共与苏联地位下降，我国对苏联的迷信开始逐步降温。最终在4月25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发表了《论十大关系》的讲话，宣告了“以苏为师”的结束：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过去我们就是鉴于他们的经验教训，少走了一些弯路，现在当然更要引以为戒。[3]
特别地，毛泽东在“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两章中指出，中央应当适当地下放权力给地方与工厂、提倡中央要同地方商量着办事，并批评了苏联高度集权于中央的做法。如果把范围缩小到一个企业，那么毛泽东反对的就是苏联“一长制”。一长制顾名思义，即企业全体人员必须无条件服从于厂长。一长制可以被认为是列宁先锋队理论在企业管理上的体现：
应该说，任何大机器工业——即社会主义的物质的、生产的泉源和基础——都要求无条件的和最严格的统一意志，以指导几百人、几千人以至几万人共同工作。这一必要性无论从技术上、经济上或历史上看来，都是很明显的，凡是思考过社会主义的人，始终认为这是社会主义的一个条件。可是，怎样才能保证有最严格的统一意志呢？这就只有使千百人的意志服从于一个人的意志。[4]
《列宁在一九一八》电影剧照
此外，列宁也认为应当学习私有制下催生的泰罗制。通过学习“私有制最新的进步的东西”，提高国内的劳动生产率——这也赋予了工厂采取强制措施的权利。而一长制使得厂长独自对执行政策负责，从而具有绝对的权力，这一步削弱了一线职工对上级的监督。但是列宁在写下这些话时，是新生的苏维埃政权还不稳固、工业生产混乱的1918年初。列宁认识到一长制中体现的给予专家管理者的角色，付给较高的薪水（包括奖金制度，物质刺激），与社会主义路线是不相一致的。他把这一步骤当作建立新型社会关系过程中受形势所迫的必要的退却。[5]然而，在列宁之后，苏联却将一长制继续执行了下来。
1、管理的根本目的在于提高效率。
2、制定工作定额。
3、选择最好的工人。
4、实施标准化管理。
5、实施刺激性的付酬制度。
6、强调雇主与工人合作的“精神革命”。
7、主张计划职能与执行职能分开。
8、实行职能工长制。
9、管理控制上实行例外原则。
泰罗制的主要内容
建国初期，我国实行的是“厂长负责制”。虽然“厂长负责制”和“一长制”听上去很像，但前者在管理方面做到了民主化，例如建立工厂管理委员会、职工代表会议等，使企业的方针政策能够得到职工的拥护执行。例如在《东北日报》1949年3月的社论中，有这样的一段话：
对于在工厂或企业管理委员会多数通过的决议，如果经理或厂长认为决议与该厂或该企业利益抵触或与上级指示不合，经理或厂长有停止执行之权，并报告上级，请求指示；若工厂管理委员会多数委员认为经理或厂长的这种措施不适合或对其报告有异议，亦可将自己的意见同时报告上级，一并请求指示，但在未得上级指示前，应执行经理或厂长的决定。
不过“厂长负责制”的实际实施情况在我国各地亦有区别，如东北的“厂长负责制”更类似于苏联“一长制”，而中共中央华北局则于1951年在城市工作会议上提出了国营工矿企业的“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
“一五计划”之初，受苏联的影响，以及干部领导的经验有了一定的积累，我国大部分企业都开始逐步转向“一长制”。1953年，经过中共中央批准，以全国总工会的名义，在全国范围内推广东北“五三”工厂的“一长制”经验。1954年5月，中共中央批转华北局的这个决定，并认为随着国家进入有计划的经济建设和中央各部及各地区日益加强了国营厂矿的领导，“有必要也有可能在全国各国营厂、矿（包括地方国营厂矿）中实行厂长负责制，以便进一步地提高工业企业的领导水平，更好地完成国家计划。”[6]
《五三工厂工会工作经验》
在学习苏联的过程中，苏联“一长制”的严重工资待遇分化自然而然得到了管理层与技术精英的支持，并产生了我国的管理干部24级工资制与技术人员15级工资制。失去群众监督，权力高度集中的等级制与高工资、高待遇一旦结合起来，不可避免地会使整个社会重新回复到传统的“官本位”的孵化器中，进而导致政治渐趋官僚化。[7]对“一长制”的失望，迫使毛泽东等人开始寻找新的社会主义企业管理道路。
布尔什维克在1917仅仅依靠数千党员便夺取了主要城市的控制权，革命再自城市扩散到农村，这导致了农村在苏联的社会上缺乏话语权——无论是列宁、托洛茨基、斯大林还是其它的布尔什维克领导者，他们都不愿意信任俄国的农民。十月革命的通过几个主要城市暴动来夺取政权的特点，使得权力被聚集在城市干部群体中，也使得苏联的制度具有“技术决定一切，干部决定一切”的特征。[8]在“一五计划”期间，受苏联模式影响，我国也频频发生对农村收粮过多、忽略农村建设工作等现象。尽管已经实现了农业的社会主义化改造，但这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我国小农经济的特点，天灾等因素仍会造成严重的影响，因此在1956年底出现了大规模的农民要求退社浪潮。
农民对于苏俄建立的贡献非常少，
这和新中国是截然不同的
为了扼制新形式的社会不平等与特权阶层的滋生、城市与农村差距的增大，毛泽东提出了“农村工业化”战略，也就是工农业“同时并举”。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毛泽东提出：
发展工业必须和发展农业同时并举，工业才有原料和市场，才有可能为建立强大的重工业积累较多的资金......重工业要以农业为重要市场这一点，目前还没有使人们看得很清楚。但是随着农业的技术改革逐步发展，农业的日益现代化，为农业服务的机械、肥料、水利建设、电力建设、运输建设、民用燃料、民用建筑材料等等将日益增多，重工业以农业为重要市场的情况，将会易于为人们所理解。在第二个五年计划和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如果我们的农业能够有更大的发展，使轻工业相应地有更多的发展，这对于整个国民经济会有好处。农业和轻工业发展了，重工业有了市场，有了资金，它就会更快地发展。这样，看起来工业化的速度似乎慢一些，但是实际上不会慢，或者反而可能快一些。[9]
毛泽东支持在农村同样建设工业区、文化教育区等“城市区域”。他希望通过提高农村生活水平、公社都能够建立自己的经济中心和高等学校、大办（轻）工业，使因农业机械化而减少下来的农村人口就地成为工人，防止城市人口过度膨胀。[10]如果说“一五计划”建设的重工业属于资金密集型项目，那么下一阶段的发展重点将是能够更好地利用中国庞大人力财富的劳动密集型项目。毛泽东认为，通过大力发展轻工业能够为农民提供廉价的商品，从而提高农民生产积极性，而农业增产则会反过来促进轻工业的发展，这两者的发展则是为国家重工业积累足够资金的前提。
三大差别指城乡差别、工农差别、体脑劳动的差别
为了最大限度利用中国庞大的人力资源，中国需要建立新形式的社会组织和适当的思想指导，也就是“只有当人民群众在自己的组织中真正参加了经济规划和经济决策，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才能被充分激发。”[11]这和中央高度集权，包办一切的苏联式计划经济截然不同，但分散化的经济格局与赋予地方的自主性并不意味着放弃计划。在当时的人们看来，农村工业化着眼于发展现代经济部门与劳动密集型为主的中小型工业，这并不会影响到重工业的投资建设，第二个五年计划同样具有非常宏伟的钢产量增长指标等重工业发展计划。
最后，要想实现许诺的巨大经济成就，科学技术的广泛应用与基础教育的广泛开展是必不可少的。毛泽东在《工作方法六十条》指出：“现在要来一个技术革命，以便在十五年或者更多一点时间赶上和超过英国（指钢产量）......提出技术革命，就是要大家学技术，学科学。”[12]为了破除中国对苏联技术的过分迷信与依赖，同时推进苏联技术并不适用的农村工业化，毛泽东对“自力更生”“独创精神”提出了更高的要求。1958年3月，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指出：“把思想活泼一下。脑子一固定，就很危险......总而言之，要多想，不要老想看经典著作，而要开动脑筋，使思想活泼起来。”[13]
开展技术革命的宣传画
有了苏联“专家治国”秩序的前车之鉴，新中国对于如何在获得并推广先进科学技术的同时避免产生特权技术阶层的问题上进行了探索与思考，思想工作与政治工作被认为是防止经济工作与技术工作走到邪路上去的保证。毛泽东提出的解决办法简单地出奇：工人和农民将直接掌握现代科学技术，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14]，用“又红又专”的新一代能工巧匠取代“专家”。而这种具有民粹色彩与理想主义的路线，无疑是对技术精英地位的威胁与挑战。
参考文献：
1.张林鹏 武力：新中国初期学习苏联和技术引进研究_国史网
2.甘晓：新中国转炉炼钢自主创新之路 | 科技自立自强之路_中科院之声
3.毛泽东《论十大关系》
4.列宁《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
5.夏尔·贝特兰《中国的文化革命与工业组织》
6.“一五”时期 “厂长负责制”的由来（国企简史之五）_澎湃号·媒体_澎湃新闻-The Paper
7.等级工资制--修正主义的温床 - 乌有之乡
8.“技术决定一切！干部决定一切！”——斯大林提出过这句口号吗？ - 乌有之乡
9.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10.毛主席的“同步发展”战略：农村工业化，使农民就地成为工人 - 民族复兴网
11.毛泽东同志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 - 红色文化网
12.燕凌斯：再说“大跃进”和“三年困难时期” - 乌有之乡
13.把思想“活泼”一下 - 民族复兴网
14.毛泽东的教育理性：培养有觉悟有文化的劳动者 - 乌有之乡
（2）
2“大跃进”运动和农村工业化
前文中提到毛泽东认为“中央应当适当地下放权力给地方与工厂、提倡中央要同地方商量着办事，并批评了苏联高度集权于中央的做法”，在1958年中央举行的春节团拜会上，毛泽东重申了他的观点：
中央集权太多了，是束缚生产力的。这就是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关系问题。我是历来主张‘虚君共和’的，中央要办一些事情，但是不要办多了，大批的事放在省、市去办，他们比我们办得好，要相信他们......一个工业，一个农业（本来在地方），一个财，一个商，一个文教，都往下放。[15]
随后，中央开始了向地方大规模放权。在这次向地方放权中，轻工部达96.2%，化工部达91%，纺织工业部甚至达到100%，其余各部下放企业亦均超过60%。[16]在新一轮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中，大量官员干部被“下放”到农村和工厂参加劳动，鼓励工人农民的方式也由物质刺激变为思想教育，例如1958年5月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中提出的“苦干三年，基本改变面貌”的口号，“大跃进”运动在全国各地广泛地开展起来。然而，事情却并不如人们设想般的那样美好。
大跃进”运动时期的宣传画
过于下放的权力导致地方领导干部可以随意打包票，下达越来越疯狂的指标。工业大跃进的要求导致工人的工作时间被延长，以适应越来越高的生产定额；而农村工业化建立了数量庞大却极为分散的煤炭生产线，导致集中的钢铁产业的外运铁路被运煤列车极度压缩——各地除了劳动密集型以外的项目都增加了钢铁的需求量，而向各地调运钢铁的列车却被运送煤炭的任务占用，导致各地的计划与项目都出现了混乱。
为了解决各地钢铁需求无法被满足的问题，中央多名领导人认同了“土高炉炼钢”方案。例如陈云说“‘土炉子’在中国的命运还有一个时期”；薄一波也说“即使一百个‘土炉子’中只有一个出铁，那就很好，就算插上了红旗，其余99个都应当向它学习。”[17]于是，更大的问题随之而来：中央领导人过于乐观，忽视了炼钢必要的技术投入，而且认为在任何地方都可以推广。更为糟糕的是，这一观念被视作行政命令，成为了自上而下强制性的农村炼钢指标，不仅过量占用了农村劳动力与中止了农村发展小工厂的计划，还严重浪费了资源。
50年代末农村的“土高炉”
在“大炼钢铁”的背景下，农村的劳动力从严重过剩骤然转变为缺乏，但这并没有阻止“农村工业化”中其它农村工业的成功。这些农村工业通常采用较初级的技术，利用农村剩余劳动力为农民生产了不少缺乏的商品——比如商店、农具的制造与修理、小化肥厂、小规模电站等。在1959年，社办工业的产值达到了一百亿元左右。[18]如果没有对农村“大炼钢铁”的幻想，“农村工业化”战略会取得更大的成功。
尽管“大跃进”运动最初确实产生了一些成果，但其造成的混乱、减产乃至灾难已经逐渐发展到了远远超出其带来的成果的地步。在农村，“农村工业化”的愿望被寄希望于大量建立起来的人民公社。在党的八大二次会议结束后，《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把总路线的红旗插遍全国》的社论，提出了“插红旗，拔白旗”的口号，在全国范围内引发了对总路线有异议的干部群众的批判，建立人民公社成为了强制性的运动。[19]人民公社被寄希望于在3年内实现农业机械化、大办水利、大办工业、大办学校......加上强行拉平不同合作社的“共产风”、对私有制的完全废除、吃“大锅饭”的公共食堂，对仍旧薄弱的农村经济基础造成了严重打击：公社复杂的财务工作与新的生产生活方式被交给缺乏才能的干部管理、富裕合作社的农民由于反感平均主义而擅自屠宰牲畜、劳动力缺乏导致粮食减产等等。
人民公社的“大锅饭”
1959年4月29日，在辞去国家主席职务后，毛泽东对“浮夸风”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并试图扭转“大跃进”运动失控的局面：
包产一定要落实。根本不要管上级规定的那一套指示，不管这些，只管现实可能性。例如去年亩产实际只有三百斤的，今年能增产一百斤，甚至更多，吹牛而已，实在办不到。有何益处呢？......包产能包多少，就讲能包多少，不讲经过努力实在做不到而又勉强讲做得到的假话。收获多少，就讲多少，不可以讲不合实际情况的假话......同现在流行的一种高调比较起来，我在这里唱的是低调，目的在于真正调动积极性，达到增产的目的。如果事实不是我讲的那样低，而达到了较高的目的，我变为保守主义者，那就谢天谢地，不胜光荣之至。[20]
尽管毛泽东对目前局面表示了批评与担忧，但仍在1959年7月的庐山会议上表达了对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这“三面红旗”的肯定，称“成绩很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但需要纠正出现的“左”倾错误。然而所有人都没有预料到的是，中国人民即将面对新中国历史上最困难，灾害最多的一年。
1959-1961的三年困难时期，是新中国工业化和现代化征程中最为惨痛的一页
1960年，台风在中国南部省份和辽宁省造成了巨大的水灾，黄河流域中下游遭遇了旱灾，全国60%左右的农田都受到涝灾或旱灾。加上中苏关系恶化，国防军事的压力剧增，资源分配迅速倒向重工业，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1958年的中国取得了创纪录的农业丰收，粮食产量甚至足以出口。这导致上级对突如其来的天灾估计过于乐观，进而产生的过分挥霍进一步消耗了粮食，被大量投入工业的农村劳动力也无法及时被转移回农业生产，这导致了全国范围内的大饥荒。1961年，李富春和周恩来提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并在9月30日得到了中共中央的肯定，宣告了“大跃进”的结束。[21]1962年1月11日的七千人大会，决定将基层干部与企业的自主权收回中央，自上而下的指示更加强调严密组织的思想，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苏联“一长制”再次被推到台前。
“大跃进”运动失败了，但其所受的一些嘲笑与指责是不公的。有的人嘲笑农村大办技术革命中推出的“土高炉”，然而英国工业革命时期也使用过土法炼钢炉，并且我国在改革开放后有不少农民从事这一行而发了财。“大跃进”的根本思想在于利用农村剩余劳动力来推进当地的工业化并改进农业的上层建筑，利用不断加速的利润再投资加速完成工业化。在70年代，农村工业的复兴成为了创造经济奇迹的主要力量。诚然，“大跃进”运动受到了过于急切的幻想和三年自然灾害的影响，但“大跃进”运动失败的源头则是出在官僚身上。
土法炼钢和坩埚炼钢法是相同的原理，后者在19世纪末逐渐被电弧炉炼钢取代
毛泽东不止一次地提出过对官僚阶层滋生的警惕与抵制。毛泽东1966年在山西的一次讲话中曾经说道:“中国的官员是一个阶级，而且他们的利益与工人农民的利益是对立的。”毛泽东还预言，如果这些红色资产阶级的特权和滥权不受约束，中国将法西斯化。[22]等级制的党政系统不适应对群众运动的指挥，但只有群众的能动性被调动起来才能使运动进入正确合理的轨道。 中国的地方干部，普遍受到来自上级领导的压力， 不得已采用强制手段进行管理。悲剧性讽刺在于各级干部在中国数以万计的村庄里复制出斯大林式经济的缩微样本。“大跃进”开始以前，中国各级政权组织表示将会以民主方法推动运动进行，但是，当时的政治体制使全党的干部不是对人民负责而只是对上级负责。大跃进本来是要给予人民权利，结果却是县级干部截留了权力。[23]
此后，对于振兴和发展现代工业经济这一长期问题，国家重新采取了由中央制度经济计划的方针，“大跃进”期间被取消了的厂长的权威又重新恢复。工厂大量采用计件工作制，按个人的劳动生产率发放奖金，并对技术革新和发明予以物质奖励，使得工人有机会通过提高生产率而得到物质刺激，进而提升生活水平。
1964年，中国新疆罗布泊核试验场，596原子弹
1963-1965年，工业增加值年均增长21.4%[24]，工业就业人数平均年增长7%，国民经济得以恢复和发展。然而，在“大跃进”结束后，农村工业化政策实际上已经取消，城市卖给农村的工业品价格上涨，回到了苏联发展重工业采用的“剪刀差”策略，城乡差距扩大。即便是在城市中，分化也在进行。企业高度集权的体制注定了缺乏监督的物质刺激很容易成为“自己刺激自己”的手段，使得领导干部能够利用“物质刺激”创造大量“灰色收入”。不仅仅干部和工人，技术人员与普通工人的差距在拉大，为了追求效益，企业对于非正式工人——如外包工、临时工等——的压榨更为残酷，甚至可以说是“剥削”。[25]
从“一五计划”开始到“大跃进”运动结束，兜兜转转又回到了苏联“一长制”，中国工业企业仿佛逃不出历史的周期。
参考文献：
15，16.【前沿】徐俊忠：“虚君共和”构想的两次实践及其意义
17.王真：记述“大跃进”时期的一些情况_成都党史网
18.一九六○年四月六日在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的报告-第二次会议-中国机构编制网
19.1958年的“教育革命”_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
20.史料：毛泽东1959年4月29日《党内通信》 - 红色文化网
21.【中共安国历史】第九章全面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
22.教育阶级歧视，会使烈士鲜血付诸东流 - 乌有之乡
- 杰克·格雷《透视毛泽东》
- 新中国60年报告：从一穷二白到现代工业体系的跨越_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
25.精简职工_知网阅读
（3）
3 鞍钢宪法
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我国鞍山钢铁公司工厂职工们根据自身生产经验，总结出了一套符合公有制经济进一步发展的企业管理制度，即“两参一改三结合”。“两参”指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工人群众参加企业管理；“一改”指改革企业中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建立健全合理的规章制度；“三结合”指企业领导干部、技术人员与工人群众相结合。这套制度强调国有企业要贯彻无产阶级专政的民主管理，政治挂帅，坚持党的领导，大搞群众运动，大搞技术革命。后来，又发展出企业同大专院校、科研部门；企业同设计单位、使用部门等的“三结合”方式。
1960年3月22日，毛泽东拟定了一份发给“上海局协作区委员会，各省委、市委、自治区党委，中央一级各部委、各党组”的批示，郑重地向全国推介以鞍山钢铁公司经验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公有制企业管理的根本大法—“鞍钢宪法”。[26]
《鞍钢宪法》
“鞍钢宪法”从根本上改变了企业的管理思想，由以资为本到以人为本。社会主义改造的目的是通过公有制，从根本上否定一部分人凭借生产资料所有权无偿占有他人劳动果实的权力，消灭剥削制度和剥削阶级诞生的土壤。“鞍钢宪法”明确了生产资料归工厂所有劳动者所有，工厂干部与工人的利益与劳动目的都是一致的。毛泽东推崇“鞍钢宪法”的基本初衷，就是希望保证广大职工对企业管理的主导地位，防止物质主义的异化，将职工从资本主导、物奴役人的逻辑中解放出来。[27]从依靠少数专家精英管理企业到依靠大多数人管理企业，是“人民当家作主”的人民民主思想在经济生活中的体现。
辽宁鞍山钢铁公司
“两参一改三结合”被认为是消除体脑差别的重要途径。只有工人有机会参与管理、学习技术，才能真正防止官僚不以权谋私，才能学习管理经验，才能真正达到消除体脑差别的任务。而政治挂帅则是否定了依靠物质刺激等方式激发积极性，并认为物质刺激的本质是从扩大分配的不公平，进而导致政治上的不平等，进而使劳动者变为被奴隶者。所以只有依靠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治挂帅，是依靠工人思想觉悟的提升，这样工人就真正从劳动者转变为国家的主人。
而群众运动是保证这一切的手段，尤其是它和技术革命是紧密结合的。通过群众干部、技术人员的结合，创造出更符合生产实际、更紧密结合工人需要的技术。而抛弃旧中国时期下资本主义只重产量不顾工人死活的技术。“鞍钢宪法”是在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下对生产关系的一次革命，使得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残余逐步被消除，向着共产主义进发。[28]
在鞍钢宪法指导的经济制度革命下，鞍山的经济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据鞍山市 1960 年3月 11 日的报告，鞍山机械化程度仍为提高，鞍钢已由 71% 提高到81%，地方工业也由 38% 提高到53%。许多厂矿职员为了摆脱笨重体力劳动，往往都是日夜苦战，不实现半机械化，不下火线。鞍钢运输部的职工就是大干了一个月，基本实现了装卸半机械化，既放下了扁担苔筐，又节省出了 1, 000 多名工人。到了2月底，已经实现重大的新技术 18 项，攻克技术尖端 11 项，试炼成功新产品 41 种。
“鞍钢宪法”宣传画
毛泽东在经历了“大跃进”的失败后，对人民群众普遍参与的重要性加强了认识：“劳动者管理国家，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的权利。实际上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最大的权力，这是最根本的权利......总之人民必须有权管理上层建筑。我们不能把人民的权利问题理解为国家只是由部分人管理，人民只能在某些人的管理下面享受劳动、教育、社会保险等等权利。”[29]苏联模式的计划经济通过指令性的行政命令和无所不包的精密计划严重压抑了下层群众的自主性，导致缺乏社会的普遍参与，人民也无法自觉起来监督他们赋予生产资料操作管理权力的官僚群体与技术精英。一旦这些群体演变为不受监督和制约的，将公共权力变为自己谋私利工具的，将资产阶级法权重新扩展到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占据左翼意识形态却又“自己不革命还不许别人革命”的，享有各种特权、奖金、高薪和福利待遇的集团，腐败和官僚主义将不可避免。
图为苏联高官的豪华别墅。叶利钦在《我的自述》中写道：你爬得越高，你享受的东西就越丰富；当你爬到顶层，你就会享有一切
尽管毛泽东极力推崇“鞍钢宪法”，但《人民日报》直到1968年才首次出现以“鞍钢宪法”为主题的文章[30]，那么“鞍钢宪法”的推广与落实的实际情况便可见一斑了。中央高层对于“鞍钢宪法”与“马钢宪法”的争论持续进行，工业企业实现完全的民主管理似乎遥遥无期。
但，事情正在起变化。
4 写在后面
与常见的“写在前面”不同，这里放了一个“写在后面”。写完这近万字长文，笔者其实有很多的想法与感悟迫不及待想要与读者同志们分享，但又担心文笔不佳，若放在前面败了读者兴趣，实在得不偿失，故将感悟置于拙作末尾。
本文记述了新中国从1956-1966年间工业的发展与探索。有的读者可能会好奇，本文名为工业的发展与探索，为何却在工业成果，工业产量，重大科技突破方面着墨不多。其一是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很多的数据资料，重大成果大家都有所耳闻，在此赘述颇感不妥；其二是对于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焦点应当放在“社会主义”而非“建设”上。因此，生产关系——就也就是本文着重描述的企业制度等——的变革发展相比生产力的发展显得更为重要。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写道，“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倘若单单复述这十年新中国取得的工业成就，便使人无法明确看出社会主义制度相比资本主义的优越性——将这句话生搬硬套放入句末，也显得空洞无物。
社会主义是进行时，正如现在常提的“改革永远在路上”。然而在上世纪30年代的苏联，人们却错误地认为“社会主义已经建成”。于是，社会主义不再被视为一个过渡阶段，而是稳定的生产方式。在这种生产方式下，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过渡不再需要发生阶级斗争，只需要进行发展生产力与维护复制现存社会关系就可以实现。
但是，社会主义始终存在着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社会关系的斗争，社会主义社会不是静止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不完善和不发达是与旧有生产关系局部范围内的重生（即使是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同时发生、彼此关联的，这一现象的消亡仅在社会关系的全面变革条件下才可能发生。
恩格斯指出，生产方式的国家所有制只是在形式上解决了生产力的社会性与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生产方式的国家所有制仍然不是真正的社会所有。它表明的是一种法权关系，而不是生产关系的彻底转变。而生产关系本身的变化来自阶层运动，这就说明私有制生产关系可以在新的条件下再生出来——这种再生以社会生产过程没有产生革命性变革为条件。毛泽东对此也有着很深的见解：“革命的谁胜谁负，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要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内才能解决。如果弄得不好，资本主义复辟将是随时可能的。”
这也是为什么本文反复强调各个时期生产关系特点的原因。只有搞懂了新中国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生产关系的变化，才能从根本上理解这十年间是如何取得成就与遭遇挫折的。
非常感谢您能够看完本文。笔者才疏学浅，如有纰漏，敬请指出。
参考文献：
26，27.刘飚|《毛泽东时代研究》第三册第五章 勇于实践发掘精神动力 - 乌有之乡
28.你不知道的历史小科普第二期：鞍钢宪法_哔哩哔哩_bilibili
29.老工人振聋发聩的声音：工人阶级可以当家作主！_中国政治学
30.“鞍钢宪法”幕后的故事 - 民族复兴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