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读者留言，让我谈一谈罗翔教授关于“辛亥革命排满”的相关言论。
我认为我不是最有资格谈论这件事的，应该让那些“90后”们去谈——经历过清王朝和辛亥革命的“1890后”们。鲁迅先生是“80后”，毛主席是“90后”，没有谁比他们更有资格了。
他们同样也对“美化90年代”的事情感到过愤怒，也就是美化大清。
这其实是一个历史遗留问题，新中国成立之后，对于“满清余孽”和“国党余孽”过于宽容，完全没有对“前朝”的政治势力进行所谓的“清洗”，反而试图从思想上、精神上去“改造”他们，溥仪就是最典型的代表。按理说他这一个末代皇帝，又投靠了日本人做汉奸，不管在苏联、英国、法国，都是妥妥上断头台的反面典型，然而新中国却宽容地把他改造成为了新公民。
好的地方在于，这确实能够团结大多数，坏处就是保留了不少“前朝余孽”的负面影响。毛主席后来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他说：“现在大、中、小学大部分都是被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地主、富农出身的知识分子垄断了。解放后，我们把他们都保下来，当时保下来是对的。但现在要搞革命……（因为）他们先挑起斗争。”
在同年5月份的另一篇文章中，毛主席进一步分析了这一问题：“那么多小学，我们没有小学教员，只好用国民党留下来的小学教员；我们也没有自己的中学教员、大学教授、工程师、演员、画家，也没有搞出版社和开书店的人员。”
彼时有一大波革命中成长起来的文学艺术家们，给死气沉沉的文坛带来了一股新鲜潮流，但是改造旧世界毕竟是很难的，是需要一个长时间的历史进程的。那些半殖民地半封建时代的旧勋贵们，自然无法进入政治经济核心部门，但是文化部门好说啊。
因为自古以来，唱戏、听曲、搞文艺、写话本，都是要一定程度上的“脱产阶级”，即不需要从事劳动生产，才有心情鼓捣研究这些东西。如老舍先生的《四世同堂》中，有一对鲜活的人物形象——小文夫妇，就是前清遗老、落魄贵族，但是唱戏非常在行，靠“当角”维系了很高水平的生活。
首先必须承认的是，这些旧勋贵们为我们保留了很多丰富多彩的传统文化，这是必须要肯定的。但另一方面来看，这些遗老遗少们久而久之就占据了文化口的重要地位，成为文艺内容的重要产出者，甚至是规则制定者、裁判员，这就对文艺的整体氛围造成了很大的负面影响，导致了很多“半殖民地半封建”残留。
建国之初，在文艺领域有两项重要的批判，即批判《清宫秘史》和批判《武训传》，二者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用“温情脉脉的面纱”去掩盖血淋淋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就好像《繁花》中塑造了一个容貌姣好、风度翩翩、能力超群、敢闯敢拼、有情有义、道德完人的宝总，力图掩盖“先富起来的人们”财富积累过程中的原罪。而且关键的是，武训这个人好歹是真的，宝总的原型压根就是一个进监狱的投机犯。
正好又回到了今年《文化革命的意义》《文化革命的内涵》这两篇文章的讨论范畴，批《清宫秘史》《武训传》可以视为批《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李慧娘》的前奏。
明面上来看武训是千古义丐、乞讨办学、支持教育，多么高尚多么值得肯定啊，但是为什么被禁呢？历史上，武训三十岁和哥哥分家得地三亩，变卖得钱一百二十吊，合讨饭所积九十吊，共二百一十吊，跪求乡绅娄峻岭，杨树芳替他向穷人放债生息，从三十岁到五十岁，武训积得土地二百三十多亩，现钱二千八百多吊，成为地主兼高利贷者。
看到问题了吧，武训乞讨得来的钱，离办学远远不够，他是以“办学”为名，央求当地乡绅为他发高利贷——二十年时间土地增长八十倍，现钱翻了三十番。
说白了武训办学的实质就是，以为统治阶级宣传价值观为名，成功进入统治阶级的吸血体系中获得利益，再用所获利益宣传封建价值观培养新一代奴隶。当然，武训这个人没有这么高的见识，他可以是高尚的、不谋私利、怀有美好愿望的，但是他做的这个事，在当时把旧社会旧价值观砸的稀巴烂的共产党人那里，不被批判才怪。
简而言之一句话：武训就是被封建社会儒教价值观PUA的人，而他要继续维系、宣传、巩固这个PUA体系，成为了这个价值观的帮凶。
再来看一看对《清宫秘史》的批判，最主要有三大问题。第一，过度美化光绪皇帝，超越历史真是拔高珍妃的形象，然后把所有“问题”都归于大清有一个慈禧太后。言下之意如果没有慈禧这个大反派，那皇帝如此英明神武，后妃如此贤良淑德，我大清中兴指日可待！
早年的共产党人，首先都是追随孙中山先生推翻帝制的，辛亥革命虽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本质问题，但是终结了中国两千余年的帝制，让共和的理念深入人心。所以这才过去多少年啊，就要鼓吹“皇帝其实是好的，都怪慈禧这个老妖婆坏了事”，真把这个革命胜利当儿戏了？
第二，过于美化帝国主义，传递出一种“只要帝国主义支持中国，那么中国就会有一个好皇帝，中国就会脱离积贫积弱的现状”这种逻辑链，完全忽略了帝国主义国家对中国残酷的伤害、侵略、剥削与掠夺。引用一段当时批判《清宫秘史》的文献：
影片又大肆宣扬崇帝、亲帝思想，极力散布对帝国主义的幻想，公开贩卖卖国主义理论。作者公然通过影片里所安排的帝国主义代理人珍妃之口，欢迎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说什么“各国一定会原谅皇上”，“我相信各国非但不会伤害皇上，还会帮助皇上恢复皇位，重振朝纲。”大臣孙家鼐也声称：“东西各国的使臣，也都向着皇上。”
如果对照一下当时侵略中国的帝国主义分子的反革命宣传，就可以看出，影片所宣扬的论调同帝国主义所宣扬的论调简直是同出一辙。例如沙皇俄国就欺骗国内人民说：它“不是在同中国打仗”，“只是在平定暴乱，镇压叛乱者，帮助合法的中国政府恢复正常的秩序。”
第三，抹黑义和团运动。正如上面引用的段落，影片传递出的一种感觉，义和团是“愚昧的暴民”，而帝国主义竟然好像是帮我们“维持秩序”呢。继续引用一段当年的历史文献：
《清宫秘史》，对义和团反帝的革命群众运动却抱着刻骨的阶级仇恨，竭尽诽谤污蔑之能事。影片把义和团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行动，描写为一种野蛮的骚乱。并且尽量地丑化义和团，恶毒地攻击义和团是什么“杀人放火”、“状如疯魔”的“乌合之众”，是什么专搞“邪术妖法”的“无知愚民”。
但是，真正的杀人放火的匪徒，不是别人，正是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据帝国主义侵略军头子瓦德西自供：帝国主义侵略军侵占北京以后，烧杀抢劫，奸淫妇女，破坏文明，无恶不作。“曾特许军队公开抢劫三日，其后更继以私人抢劫。”上自宫廷王府，下至民间百姓的财物均被洗劫一空。中国几千年保留下来的许多文物，其中包括《永乐大典》，都被帝国主义烧抢殆尽。
瓦德西还供称：“因抢劫时所发生之强奸妇女，残忍行为，随意杀人，无故放火等事，为数极属不少”。至于帝国主义的走狗对义和团的屠杀和镇压，更是惨无人道。列宁曾经怀着满腔的愤怒，谴责了帝国主义侵略者杀人放火的罪行。他说：“欧洲各国政府（最先恐怕是俄国政府）已经开始瓜分中国了。……它们盗窃中国，就像盗窃死人的财物一样，一旦这个假死人试图反抗，它们就像野兽一样猛扑到他身上。它们杀人放火，把村庄烧光，把老百姓驱入黑龙江中活活淹死，枪杀和刺死手无寸铁的居民和他们的妻子儿女。就在这些基督教徒立功的时候，他们却大叫大嚷反对野蛮的中国人，说他们胆敢触犯文明的欧洲人。”
关于义和团的问题我也写过很多文章讨论了，落后确实是落后、愚昧确实是愚昧，但是是谁先去别人家里杀人放火抢劫强奸呢？是谁让他们变成这样呢？
“你们把农民当作什么，以为是菩萨吗？简直笑话，农民最狡猾，要米不给米，要麦又说没有，其实他们都有，什么都有，掀开地板看看，不在地下就在储物室，一定会发现很多东西，米、盐、豆、酒...到山谷深处去看看，有隐蔽的稻田。表面忠厚但最会说谎，不管什么他们都会说谎！一打仗就去杀残兵强武器，听着，所谓农民最吝啬，最狡猾，懦弱，坏心肠，低能，是杀人鬼。
——但是……是谁令他们变成这样的？是你们，是你们武士，你们都去死！为打仗而烧村，蹂躏田地，恣意劳役，凌辱妇女，杀反抗者，你叫农民怎么办，他们应该怎么办。”——《七武士》黑泽明
下面几张图非常言简意赅，以后我就不用废话那么多，就直接放这几张图了：
我在《他们的“繁花”，却是我们最“漫长的季节”》《范师傅，什么叫「阶级斗争」啊？》《“改写历史的两根柱子”》一系列文章中探讨了一个共同的话题：“人民的记忆”与“被构建的历史”之间的关系。
其中一个很重要的落脚点是【我】或【我们】，作为一个有记忆的活生生的【个体】，所经历的“大下岗”年代。
就像福柯当年对于美化德国法西斯的现象很愤怒一样：纳粹谁没见过啊？这才过去多少年啊，就想翻案？看见那哥们没，让-保罗·萨特，坐过纳粹的牢、进过集中营、参加过法国共产党的游击队；看见那姐们没，汉娜·阿伦特，海德格尔的亲传弟子，人家老师就纳粹，希特勒还没上台的时候就把她当成眼中钉了；再看看东边那兄弟们，齐格蒙特·鲍曼，参加了苏联组建的波兰红军，亲身经历了解放柏林的战役，是波兰最年轻的陆军少校，人家亲手击毙的法西斯比你一辈子见的都多。
同理，如上文所述，毛主席等老一辈革命家们，对于“美化帝制”“美化大清”“美化旧社会”的内容很愤怒。
同理又同理，我们对于美化“先富阶级”、美化“90年代”的一系列文艺作品——如《繁花》，也是跟福柯一样的心情：90年代是什么样子我们没经历过吗？那些“先富起来的人”究竟是怎么富起来的我们心里没数吗？
就像我在讲《年会不能停》这部电影时，为什么我一眼就能看出这是以互联网公司裁员为一个“表”，但本质是讲98年下岗潮的电影？因为电影中的太多场景我都亲眼见过、亲身经历过——
就比如下岗工人摆摊这个场景，小学时候上下学频繁会在大街上看到，因为很多下岗工人的工资、遣散费，都是用工厂生产的产品抵押的，所以一眼就能感知到电影所要隐晦地为我们表达什么。
说起下岗工人摆摊这个话题，我又想起城管的问题，现在的城管普遍没啥存在感了，估计05后一代永远不会亲身感知到曾经的“城管”是一个多么可怕的存在。
当时我小学一年级放学的路上，就看到了城管暴力殴打在街边摆摊的下岗工人：工人被打的头破血流，不住求饶“我们是XX厂的下岗工人”，然后城管一边打一边骂“打的就是你XX厂的”。
那时候我们放学是一个方向的学生结伴一起走，领头的学生举一个小黄旗，过马路的时候还要对礼让的车辆鞠躬——如果是光荣的少先队员就要敬少先队礼。看见城管打人的时候，我们整个一队的同学都站在原地吓傻了，真的是瑟瑟发抖一动不动。
后来我看《动物世界》，讲老虎捕食的时候，会有鹿惊吓过度，反而就在原地一动不动了，我就想起来这件事了，我们整整一队小学生，都触发了原始本能的条件反射了。孔子云：苛政猛于虎也。
这种影响是极其恶劣的，因为我们这种小城市都是熟人社区，就这么几个工厂家属院同学家长之间随随便便都能找到关系，马上就能想到那位同学爸妈就是XX厂的、那个认识的叔叔阿姨就是XX厂的。所以我们这还算好的，还有更暗黑的可能性，就是真有同学亲眼看着自己父母当街被城管殴打。
而且那些城管非常之凶残，按理说不让摆摊就算了，这也是你的职责范围，我们也承认。但是他们一定要肆意打人，还要把下岗工人摆摊卖的日用品一件一件砸碎，在地上摔碎了还要上去跺两脚，我至今都不能理解这是一种怎样的兽行。
而且小孩子的记忆是非常好的，小学时候经历过的事情往往比大学都印象深刻，就拿之后我历史课上学到鬼子进村之类的内容，脑海中浮现出的永远都是那一群“打的就是你XX厂”的城管们。
当然，必须要承认的是，在经过十数年的社会舆论的不满、人民普遍诉求、治理水平的提升、公务员队伍素质的进步，城管暴力执法的恶性事件越来越少，甚至有些“矫枉过正”，城管本应的工作职责会被“流氓无产阶级”（俗称刁民）反制，以至于形成了“按闹分配”“谁横谁有理”的局面。
但是，这种进步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并不能否认城管群体在相当一段时间内的负面形象，也不能忽略人民群众的诉求、社会舆论的不满对于治理者执法水平提升的倒逼。我上述所说的是我小时候真实的记忆，用现在城管的文明执法甚至有些矫枉过正，试图去表达“过去的事情就过去了”“现在没有无所谓了”等观点，无异于对历史的背叛、对受害者最大的不公正。
我为啥不写80年代呢？因为我是个90后，我没有经历过80年代，我如果要写，也只是“转述别人的记忆”，价值就低了很多。但我相信80后对80年代、70后对70年代也有很多独特的宝贵的记忆。
本文从大清讲到了城管、先富，结论就是：“人民的记忆”是对抗“被既得利益集团书写的历史”最好的武器。
福柯看了《索多玛120日》很愤怒：谁没见过纳粹啊，这才几年过去，你们就想美化法西斯；
毛主席看了《清宫秘史》很愤怒：谁没见过大清啊，这才几年过去，你们就想美化帝制；
我们看了《繁花》也很愤怒：谁没见过“先富起来的人”啊，这才几年过去，就想把他们塑造成“勤劳致富”的典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