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后，“知识改变命运”曾是几代人的前行动力，无数人因此受益。但是到了今天，仍然处于主流话语体系、宣传口径中的“知识改变命运”，是否存在于社会实际层面？许多人内心已经打上了一个问号。
从2013年开始，学者谢爱磊对中国四所精英大学的近2000名学生开展追踪研究，其中近28%的学生来自农村和小镇。经历过中国中小学教育的人都很清楚，一个农村或小镇孩子一步步打拼到国内顶尖大学要面临多大的困难，要“战胜”多少人。一个所谓的“成功者”背后，是成千上万被陆陆续续“淘汰”的同阶层孩子，有人在小学时已经掉队，有人在中考时被分流，有人因为家境问题无缘高考，有人在“高考大省”面对千军万马，有人在年复一年的复读中渴望985和毕业之后的“上岸”……
“小镇做题家”当然是出色的，也是幸运的，因为他们在高三那年战胜了命运，但命运的难关，却并非只有高三那一次，而且小镇做题家很快就会发现，越往后越难才是真相。他们当然是应试教育的受益者，但同时也是受害者，在作为阶层流动阶梯的大学校园，他们的融入非常艰难。
高考也许是许多小镇做题家一生中面对的最大公平，在进入大学后，出身的差异一并涌现。谢爱磊在《小镇做题家》一书中铺陈了这一切：城市与乡村、贫穷与富有、丰饶与贫瘠……在陌生的文化世界里，小镇做题家进退维谷，饱受匮乏、隔阂、分裂、迷茫与孤独的煎熬。想要摆脱过往的烙印，要经历撕裂般的成长与重塑。而这样的艰难，却只不过是漫长的社会阶梯攀爬的第一步。
《小镇做题家》里提到了许多细节，比如“要想进入更加精英的阶层，获得更多的经济收益，应聘者必须接触与参与精英文化和社会活动，将他们在大学的文化经历和关系网络系统地资本化。在我们的精英大学，课外活动的主要形式是各类学生组织和社团。但在我们的访谈中，来自农村和小镇的学生在谈及参与学生会、团委或者社团联合会等半官方类型的学生组织时，往往都会提到自己不轻易报名，因为他们觉得‘没有能力胜任相关的工作’，或者‘没有城市的同学那么自信’”。
又比如“来自农村和小镇的学生，在刚进入精英环境时，‘不知道’学业和学业之外需要怎样的安排，也‘不知道’校园的各类社会活动之于个人的意义。他们基于‘过去的图式’探索新的环境，但其往往意味着碰壁，这导致他们对在大学社会生活领域的探索少了‘向往’。”
小镇做题家的困境并不是新鲜事，在历史上，这种困境是所有阶层流动的副产品。以美国为例，数据显示，出生在收入顶尖1%家庭的孩子，其子女进入常春藤盟校的概率是出生在收入20%家庭的孩子的77倍。中国教育资源的分配也有着完整的行政逻辑——越是靠近权力中心的城镇，越可能拥有相对优质的教育和生源。
正如书中所言：
“按照社会学家索罗金的论断，个体的社会流动内在地包含了向下和向上两种模式，而无论哪一种模式都可能导致个体的‘低社会化’，进而带来社会和心理问题。其内在逻辑是：在原来的社会地位上养成的生存心态、态度和偏好不一定与新的社会地位匹配。实现社会流动意味着思想和行动，甚至身体的调适。由于社会地位本身的高低隐喻，攀爬人生阶梯常常意味着阶层跨越者要放弃旧有的文化品味和实践，而此通常意味着对旧的自我的否定。”
英国学者理查德•森内特和乔纳森•科布也认为，社会阶层跨越者对能力的自我贬低是因社会流动而产生的“隐形伤害”。因此谢爱磊认为，“这份对社会能力的自我低估与进而引发的自我设限是农村籍学生家庭早期文化资本投资缺失（他们自认为缺乏在精英环境中被认可的‘知识’和‘文化技能’）的结果，并极大地影响了他们在精英大学环境中的持续探索。”
现代大学加剧了这种困境，正如布尔迪厄所言，高等教育机构远非一个文化上中立的环境，其中充斥的是中上层的文化规范和游戏规则。进入异质的、被主流话语体系定义为更高阶的文化中，农村和小镇青年往往要承受沉重的心理和情感代价。
谢爱磊在书中提到一个案例，当事人认为，“（大学时代）身边的事情总会有一些不如意，不如高中那样单纯”。这里所说的“不再单纯”，描述的不仅是人际，更是每个人的小世界。在备战式的高中世界，一切都指向高考，每个人都被捆绑在同一辆战车上，这给了这个世界一种特有的机械团结感。相同的目标、共同的节奏造就了许多彼此相似的个体，也造就了一种强烈的认同和归属感，集体感往往淹没个人主义。但在大学时代，显然不是这样。
实际上，早在中学时代，生活环境就影响着学生的选择。书中写道，社会学家认为对知识的功利性态度和超功利性态度背后反映了不同社会阶层生存心态上的差异。上层社会常对知识持非功利的态度，而中下层却相反，尤为重视其帮助自己实现社会流动的可能性——这也许能够解释，为什么研究人员和名人传记作者反复指出，像美国前总统小布什这样含着金汤匙出身的上流人士子弟倾向于就读文史哲政治法律类专业，而出身贫寒的学生往往会选择理工类专业。
大概大半年前看到一篇文章，提到养老金问题。作者写道，当下享受高退休金的老人，不仅仅赶上了此前的黄金40年，退休后也吃到了三大波红利。
一是吃到了现在的年轻人红利，也就是80-95后打工人的红利。这个区间的年轻人，是史上最优质的生产者、纳税者和养老金缴纳者。二是吃到了双轨制红利，这一制度确保了体制内池子里的的养老金目前足够充沛，而高退休金老人正是以体制内为主。三是吃到了城乡差异红利，因为在老人中占比最高的其实是农业人口，但这些农村老人实际上并没有分走多少养老金蛋糕。
而在这个社会结构中，作者认为最倒霉的群体是85-95后的小镇做题家。他们没有吃到房地产红利，反而有可能一上车就被套牢。职业红利可能刚吃上就要吐出来，就算进入高薪领域，也很可能碰到下行周期的裁员。再就是养老红利被转移，这一点尤其悲哀，正如作者所言：“不仅是自己的养老红利，更重要的是长辈的养老红利，自己在大城市打拼，每个月付高昂的月供，缴纳越老越高的养老金，自己的父辈在老家可能只能领到200元。”
凑巧的是，看到那篇文章之前的几天，我与朋友聊天，聊到一个话题：“这些年对普通人的冲击中，你觉得最令人伤感的是什么”，我的答案是“小镇做题家红利期的逝去”。
我生于城市，并非小镇做题家，但中学时代的大多数同学都属于这一群体。1993年，我离开青岛，回到家乡广东中山，转至当地一家省重点中学读初二。当时学校全省招生，主要生源来自中山各镇的尖子生，城区学生很少，当时加上我在内，好像只有三个。
记得第一天到校时，同学们听说我之前在青岛上学，第一反应是“青岛在哪里”，然后在地图册上找了半天，发现在山东，还有人发出了“原来青岛比中山大”的惊叹。
当时珠三角经济已经起飞，作为“广东四小虎”之一的中山也极具活力，镇域经济相当出色，不少同学的家庭已经开始富裕起来，也有一些同学家境仍然窘迫。但不管贫富，当时他们中没有一个曾经离开过广东省，甚至有许多人十几岁了还未出过中山。
也许正因为这样，在高考填报志愿时，不少同学都选择“去外省看看”。作为大学扩招前的最后一届高中生，我的同学们多半都依靠努力改变了命运。去大学报道那一天，是一些同学第一次离开广东、甚至第一次离开中山。
大学毕业后，同学们各有去向。有趣的是，专科毕业的同学里，直接考取公务员的占比较高。至于本科毕业的高中同学，考上公务员的也有几个。那些考入顶尖名校的高中同学，没有一个选择考公务员，甚至多半没选择留在本地。中山面积虽小，但那时产业兴旺，并非没有竞争力。他们选择远走，是因为有更好的职业期待。
我的同学其实很有代表性，因为他们是典型的“小镇做题家”。小升初时，他们以每个镇前几名的身份考入省重点中学，中考时又成功留下，扩招前就达100%的高考上线率已经可以确保他们就读大学，剩下的目标无非是“读专科还是读本科”或是“读二本还是读重点本科”。而这些小镇做题家们，尽管没有背景，在就业时仍然有着相当充裕的选择。
就像我几年前曾经写过的那样：
“我这代人，尤其是生于1975到1985年之间的这一批，赶上了一段相对美好的时光。求学时相对单纯，高考独木桥固然残酷，但只要能挤过去，就站在了同龄人的前端。更重要的是，我们碰上了许多行业的顶峰期，社会有足够能力包容一个年轻人的折腾，提供了‘不走寻常路’的空间，理想与收入有很大几率可以并行。”
那时的我们，确实有寻求梦想的空间，不管最终是否能够实现。毕竟，当时的选择太多了。许多行业冉冉兴起，许多行业正在酝酿，许多点子有望或正在变成现实，许多未来值得憧憬。
这种依靠自身努力改变命运的红利故事，在近几十年来的许多领域都曾出现，比如第一代企业家的红利。但相比之下，小镇做题家的红利更能打动我。第一代企业家虽然受益于市场和自身才智，但因为普遍没有读过书，加上底层经历，更信奉丛林法则，也少不了原罪，他们的成功道路离不开对体制的依附和官商之间的种种。相反，他们最漠视的往往是知识，信奉的是“适者生存”和自身经验。无论是成功的大企业家，还是那些洗脚上田的小企业家，都很难摆脱这种桎梏。当然，这种桎梏绝非那代企业家独有，那代人多半都无法走出来。
在中国历史上，真正以知识改变命运，而且是以与世界文明接轨的知识和价值观改变命运的，勉强来说只有两代人。
第一代是民国知识分子，他们开眼看世界，以更为开放的心态拥抱世界，试图以知识改变中国。当然，他们只是那个时代的极少数。而且其中的许多人仍然没有看清形势，痴心错付。
第二代则是75后到95前的小镇做题家，不管他们接受的教育有多少问题，填鸭也好应试也罢，但相比他们的父辈，他们确实得到了好好读书然后改变命运的机会。普遍来说，他们的认知水平、开放程度和价值观当然拍马也比不上民国知识分子，但数量远远高于民国一代，更具普遍意义。而且伴随着早期网络时代的那股自由风气，加上早期网络世界的高门槛隔绝了大多数人，他们之中也有少数人成功转变。用我一位朋友的粗俗比喻，就是“用了许多年，终于把从小被家长和老师往脑子里灌的屎都掏了出来”。
不过很遗憾的是，即使是这两代人，对知识的尊重也远远不够，而且回头看看，他们也只不过是少数人。但不管怎样，那时的小镇做题家们起码可以通过努力先改变自身命运。
如果能够以知识为信仰，以文明为基准，那么由此得到的红利不仅相对干净踏实，也会更为可靠，梦想成色也更高。但很显然，如今的小镇做题家们，已经失去了这样的红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