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员的子弟接茬做官，现在已经不是什么稀罕事儿了。跟改革之初高官子弟出国经商的风潮相比，眼下的风气似乎变了，官员子弟，从政的多了。也许，人们突然发现，还是马克斯·韦伯说的对，官员是中国最稳定，也获益最大的职业。不言而喻，官员子弟做官，有着平民子弟无法企及的优势，在进入以及升迁方面，即使没有人以权谋私，也要占很多便宜。据说，平民子弟在升迁方面，到一定级别，往往会碰到玻璃天花板，但是，官员子弟这种事多半是没有的。
中国自秦汉以来，贵族制大体终结，取而代之的是官僚制。官僚制的最大特点，是通过流动性保障其效率，通过选拔机制，不断地将社会各个阶层的优秀人才，选拔到官僚体制中来，通过优秀人才的“人治”，保证帝国行政的畅通。所以，官员的选拔，成为制度的关键。两汉实行的察举征辟制度，在开始的时候，的确大体可以保证选拔的公正，不断有优秀人才从草野选拔到朝堂，最大限度地保证了汉朝国力之强盛。但是，这种制度的选拔之权，在于高官。官越大，选拔能力就越强。对于被选拔人而言，荐主是他进入仕途的关键，等于是他最大的恩人。加上后来儒学兴盛，荐主往往又是他的老师。所以，一旦被推荐的人日后也成了高官，对恩人的最大回报，也许就是把恩人的子弟也推荐上去。毕竟，中国还是一个家族本位的国度。
因此，到了东汉末年，高官的子弟恒为高官，就成为一种现象，人称门阀。接下来魏晋南北朝，官员选拔制度变为九品中正制，居然把士人的出身“家世”，作为士人等级的标准。以至于吏部选官，干脆直接看人的牒谱授官，形成了官僚世袭化。
显然，官僚制是不能世袭化的，官僚世袭化，是比贵族制还要糟的一种制度。因为贵族虽然是世袭的，但他们的子孙必须为自己封地负责，如果不负责，封地就有可能保不住。但是，官职本身是国家的，官员世袭官阶，却不用为某个具体的职业所承担的责任义务负责，因为所谓的世袭，只是就官阶而言的，不一定会严格落实在某一个职务上。这样一来，官僚世袭化的南北朝，就出现了官僚普遍玩忽职守的现象，任何一个衙门大一点的官，实际职务都是下属的小吏在做。因此，官僚制就丧失了原本的效率。国家孱弱，政治混乱。
官僚世袭化现象，从根本上说，跟官僚制自身的逻辑是相悖的。但是这种现象，只有实行了科举制之后，才得到遏制。毕竟，中国是个家族本位、人情文化的国度，官员子弟进入仕途，无论如何都会享有优待。只有国家实行严格的考试取官制度，并赋予考试优胜者以最大的荣耀，才能让官宦子弟不热衷托庇父兄的余荫。其实，隋唐之后，官宦子弟也存在入仕的后门，一直都可以通过门荫进入官场。但是，由于社会上存在着这样的风气，不由科举出身，就是没本事。所以，但凡有点出息的官宦子弟，都要凭自己的本事考上去。据后人的研究，科举制实行以来，半数左右的及第者，来自平民的中小士绅阶层，余下不到一半，则来自官宦世家。按人口比例，官宦子弟考试做官的几率，其实蛮大的，但由于能保证平民子弟的出路，官僚制还是有效率的。
今天的中国，尽管我们说应该改变官本位的现状，但毕竟还是官本位。官员的好坏优劣，决定了国家成败兴衰。在这种现状没有改变之前，至少得像帝制时代那样，保证官僚制能不断地从平民中汲取人才，国家才会稳定。要想保证这一点，一个严格的考试选官制度，是必须的。否则，像现在这样的混乱的选拔制度，有考试，有推荐，还有暗中盛行的买官卖官，如果再让世袭化的阴影笼罩，那么，后果是不堪设想的。大批底层精英长期沉积在下潦，永无出头之日，不用多想都知道，这是社会动荡的根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