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衡增长的源泉。中国取得的史无前例的成功——自1978年以来GDP年增长率9%，8亿人摆脱贫困，实际GDP位居世界第一，名义GDP位居第二——是分析师和金融策略师公认的经济治理的结果。然而，在过去十年中，这些积极成果的背后却出现了严重的失衡，现在到了必须解决这些失衡问题。如果要彻底改革国家的经济结构，实现更加平衡和包容性的增长，中国面临着诸多挑战。正是在这一背景下，特别是其失衡状况后，对所涉及的相互关联的问题进行广泛的并探讨中国可以取得积极成果的途径。中国的失衡影响着整个世界，不仅体现在贸易和对全球增长的连锁效应上，而且还体现在中国经历的震荡(或更糟)对全球金融的影响上。
中国正在经历哪些融资问题？首先，其债务总额对于一个中等收入国家来说异常之高。目前债务占GDP的300%以上（而新兴市场的平均水平为192%）。但除了其水平之外，债务的构成也引发了问题。企业部门的债务尤其令人担忧，因为它相当于GDP的160%以上。这些创纪录的债务水平与债务工具违约（无法偿还）价值的惊人增长密切相关。中国正在努力为市场带来必要的稳定。同样，银行债务仍然很高，几乎占GDP的180%（而其他新兴经济体的平均水平为70%）。在条件和损失分担方面缺乏透明度，以及整个银行体系的碎片化，都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评级机构担心的问题。其次，作为中国经济支柱（占GDP30%）的房地产行业持续低迷。
令人担忧的是，由于其产生的众多连锁反应 ， 国内依赖它作为经济刺激措施 。 中国有50 个空城和6400万套空置公寓 ， 房地产巨头恒大也面临破产的可能。中国对恒大没有做出任何明确反应，表明对该行业的不安，该行业似乎是中国的金融和社会结构的基础。作为优化养老金资本的一种方式，房地产投资受到中国家庭的欢迎，导致了对房地产行业的过度投资以及作为金融投资而购买的公寓被闲置。因此，如果金融泡沫破灭过快，养老金体系就会失去平衡，迫使家庭储蓄更多、支出更少。总而言之， 源自房地产行业的危机的副作用可能导致总体需求持续不足，导致经济遭受深层次的失业和产出的永久性下降。第三，资本外逃是一个令人担忧的趋势。
尽管中国家庭储蓄不断增长（2021年约占GDP的42%），并且很快将占全球家庭储蓄的一半，但中国的增长模式仍然矛盾地依赖于外国资本。事实上，中国投资者正越来越多地寻求购买外国资产。自2014年以来，这种资本外逃已达到非常高的水平，是导致家庭储蓄减少进而导致国家官方储备减少的一个因素。2010年至2020年，中国的外汇储备占GDP的比例从20%下降至10%。中国将外资流入视为解决资本外流压力的办法，这个办法避免过度依赖出售积累的外汇储备。但这种资本外逃正变得越来越结构性，外资流入也越来越不稳定。有哪些经济政策建议可以帮助该国摆脱经济和金融困境？根据这项研究，以下要素被确定为优先事项：
-摆脱中等收入国家陷阱。-逃离债务陷阱。-控制信贷增长。-稳定不断扩张的影子银行体系。-砍掉房地产行业的冗余。-处理每年给中国经济造成数十亿美元损失的环境问题（荒漠化、沙尘暴等）。-限制腐败。
- 摆脱中等收入国家陷阱。尽管中国已经发展到较高阶段，但中国经济仍然主要依赖于制造业、房地产和原材料，而对金融服务、保险等高附加值服务业的关注还太少。转向这些新的增长动力，将使中国摆脱中等收入国家陷阱。然而，这是一件很难实现的事情，因为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是由国家通过监管框架进行管理的，经济融资由中央集中制定，中央倾向于关注历史上最容易提供就业和增长的行业，特别是制造业、能源和房地产。建议：（政府已表达了这一点，但将作为优先事项解决）更明确地区分私营部门和公共部门，以鼓励服务业的发展（服务业的组织方式通常比工业更“自由”），更加突出创新型中小企业，彻底改革金融（杜绝“当铺”做法）并对非银行金融机构实施更严格的监管。
目前，中国似乎有必要重新调整和重新平衡其增长模式，由于结构性限制，特别是人口增长下降、投资回报率下降和生产力停滞，目前的增长模式正在放缓。
- 刺激国内消费。为此，无论生产成本和人民生活水平如何，稳定增长并使其自我延续的关键手段似乎是刺激国内消费。这也带来了一个重大挑战：国内消费在该国创造的财富中所占的比例非常低，根据查阅的资料，约为GDP的40%至50%。这种需求不足的主要原因是人们的储蓄倾向和低工资。中国的总储蓄率非常高，占GDP的45%，这主要是由于人口老龄化和对养老金制度可持续性的怀疑造成的。建议：应逐步、有序地刺激国内消费，同时减少投资，以避免债务水平进一步上升。
- 逃离债务陷阱。在中国GDP的组成部分中，消费的重要性仍然低于投资。在发达国家，投资并不以同样的方式占据主导地位。建议：有效解决企业债务问题：分类应收账款、确认损失、分担负担、加强破产相关法律框架、促进失业过渡和积极政策应对失业政策、扩大失业救济覆盖面、促进市场准入、改善地方政府融资。
- 利用外资为债务融资。中国设想的解决方案之一是进一步发展债券市场，将目前主要由国内机构投资者组成的投资者基础扩大到包括国际投资者。因此，尽管整体债务水平较高，但中国政府仍希望控制利率上限，因为流入的债券投资将有助于支持官方储备。为了吸引国际投资者群体，有必要提高人民币计价债券的透明度、流动性，尤其是税收。中国在其中许多领域取得了重大进展，但仍在某些透明度问题、资本无条件自由流动和利率自由化问题上存在困难。当然，国际化的后果之一将是与全球市场的更深层次融合，这意味着冲击将更容易在中国和世界其他地区之间（双向）传播。建议：中国金融市场需要鼓励更多的国际证券投资。这必须通过以下方式实现：- 独立的法律机构。- 明确债权。
- 财务和非财务（可持续性）报告标准的标准化和透明度。- 审慎监管金融市场主体。- 对与金融资产相关的风险进行更加谨慎和渐进的分类。- 做市商活跃，保证流动性充足。明确信息方面的要求。- 独立评级机构（大公国际的评级方法仍然令人困惑且缺乏透明度）。- 中国利率的逐步自由化。- 中国政府退出信贷配置干预。- 需要维持甚至限制货币流入和流出，特别是由于持续的汇率波动。
- 解决人口下降问题。与此同时，中国正面临人口大幅下降的问题。2022年，中国人口减少85万。印度已经取代中国，成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而且中国的人口数量可能会迅速减少，到2060年将跌破10亿大关。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生育率一直在下降，目前处于非常令人担忧的水平。到2021年，每名妇女将生育1.16个孩子。原因是高昂的教育和育儿成本，以及课外活动方面的社会压力。如此大规模的人口下降将对中国经济产生至少三重影响：1）巨额的政府支出，鼓励夫妇生育更多孩子（教育补贴、优惠抵押贷款利率、税收减免、男女平等育儿假和建设托儿中心），2）生产能力下降， 导致出口机械性下降，从而导致外汇收入下降，而外汇收入是平衡结构性资本外流和资本外逃所必需的；
3）由于退休人员相对于工作年龄人口的比例过高，再加上金融体系多元化程度较低，以及遭受支付违约(房地产等)的经济部门的储蓄陷入困境，导致社会养老金体系无法提供资金。建议：解决关键的人口问题。需要采取措施应对教育和住房成本过高的问题，这是由于过于繁重的城市压力和房地产行业仍然难以进入而造成的。中国必须继续实施多维的生育政策，通过大量利用财政补贴（提高津贴、补贴课外活动、延长产假和增加陪产假）和媒体策略来重建大家庭的正面形象，包括在城市环境中。
- 增加增长潜力。中国劳动人口的减少（2021年下降1.5%）、生产率增长放缓以及经济增长潜力减弱（不会产生失衡、通胀过热或债务）在2%至2.5%左右，降低了中国对众多跨国公司的经济吸引力。为了略微提高增长潜力，中国需要实现资源利用的现代化和优化，同时通过发展自动化和利用协同效应来升级生产流程，以实现规模经济和网络效应。建议：因此，中国应该：- 加速推广先进技术和现有创新成果。- 鼓励创业精神和初创企业。- 投资于人力资本，更有针对性地支持创新和创业精神。- 优化企业管理架构。- 制定反垄断立法，以涵盖占据主导地位的群体。- 加强产品和要素市场竞争，确保所有投资者公平竞争。- 淘汰那些不再有资金投资、培训员工、创新等的僵尸企业。
- 应对国家的经济和社会挑战。中国民众对经济增长放缓、国内贫富差距悬殊、养老金制度、公共服务不足以及公共部门腐败程度较高等问题感到愤怒或担忧。2021年和2022年期间，建议：为回应民众的社会关切，可以继续探索补充养老保险制度。- 使医疗保健系统，特别是对幼儿的治疗，在经济上更可负担。
- 确保在越来越融入全球金融市场的过程中，国家经济模式是可持续的过去几年中，中国强调其与亚洲和欧洲共享陆地的事实，新丝绸之路项目涉及40多个国家，包括陆上和海上贸易走廊。与此同时，中国在2001年成立上海合作组织时，组织了一种“非西方阵线”。因此，中国正在投入大量资金建设一体化整体基础设施项目，包括融资、设计、加速实施、工程、员工培训、可运行的基础设施、准时交付等。这种模式对于众多贫穷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非常有吸引力，因为没有其他国家或国际组织能够提供类似的服务。通过这种方式，中国已成为全球最大的债权国，领先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巴黎俱乐部。然而，中国国内增长放缓表明，这种外部投资将会放缓，中国将出台
一项严格甚至严厉的催收计划，从债务国收回到期资金。除了对发展中国家的这些金融债权之外，尽管中美和澳大利亚等国家之间的外交关系紧张，但中国同时也在金融上依赖来自西方的外国直接投资。建议：当前中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夯实经济基础，确保国际资本稳定流通、鼓励经济增长，从而实现经济平衡发展。